坦桑尼亚的现代巫术和公共福祉

 

 

 

 

 

 

 

 

编译／晓宇

 

      巫术始终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殖民时期的巫术研究强调巫术的“传统性”，通常研究小范围社群内的巫术习俗。近年来，巫术研究转向对于巫术“现代性”的探知，即巫术在当代非洲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巫术可以超出单一的社群，而扩展到更广的社会群体和经济政治环境中。Maria Green以坦桑尼亚南部地区为田野点，针对巫术的体制化扩散和相应的社会影响，研究成文。
 
      巫术在坦桑尼亚的大部分地区被当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相对地，也有对抗和化解巫术的方式。在南部的Morogoro和Ruvuma地区，对于巫师力量的压制是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完成，其中包括用药和剃除身体毛发。所以，这个过程往往被称作是“剃巫”（Shaving witchcraft）。
 
      巫术在南部地区被认为是蓄意的行为，缘起于嫉妒和对血肉的欲求。巫术被认为会渐渐地吸取受害人的精力。但巫师并不是非人的存在，他们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人性残忍和邪恶的一面，因此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被算作是巫术的实施者（原来基本是中老年人，近年来儿童也会被控是巫师）。巫师通常和穷人或特别富的人联系在一起。穷人窘迫的经济处境更容易产生嫉妒心理，而富人作为社会精英被认为有接触药物和神灵的特殊途径。

     剃巫是由受害人提起，要求被怀疑是巫师的被告人一起到特定的地点接受的仪式。在八十年代早期的时候，剃巫是被一位叫Bibi Kalembwana的专家垄断了，在他去世后，现有多家机构从事压制巫术的活动。所有的仪式都起码需要二十四小时，当事人都需要呆在专家所提供的房屋内，遵守数项禁忌（比如禁止生火），被告人和受害者应该共处一室，接受完全一样的对待，吃含有药物的食物。最后，双方都要经历“剃礼”，即剃光全身的毛发；在此之后就会接到印有他们名字的证书。这样的仪式一般一生只需要一次，剃巫之后的人一旦从事巫术活动，就会立刻毙命。
 
      这样的剃巫仪式在当地是有效解决冲突的机制。被害人和受控者在仪式中是完全平等的，它们消解了区分“被害人”和“巫师”的边界，从而使得两方作为一样的个体，重新构建起社会关系。在剃巫之后，双方敌视的关系得以缓解，以重归于好。
 
      近年来，由于西方人权观念的介入，人们开始以人权为理由拒绝参加剃巫仪式。被控方以公民权利为法律依据，不愿参与违背他们意愿的剃巫。警察和当地法院通常也会支持这样的诉求。但是以法律的力量解决问题却带来了种种后遗症。第一，双方的信任得不到重建。巫术行为没有得到公众认为的“应有的”惩戒。第二，对于巫术的怀疑并没有因为法律消失。寻求法律支持往往被认为是不愿失去巫师力量的体现，反而加剧了对抗和冲突。通常只有不依赖于周围亲人和邻居的人敢于诉诸法律来拒绝剃巫。
 
      以人权和法律为依据拒绝剃巫的个体挑战在仪式中体现的平等的原则，也将个人的权力提高到超过社群利益的位置。由于巫术的普遍性，对巫术压制的仪式和社群公众的利益紧密相连。这样对个体道德完整性的追求没有顾及社区的安全感受。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法律系统是由坦桑尼亚精英们引入国内的，以配合一系列的自由化变革，它们代表的是以全体民众为根基的公共福祉（Public Good）。但事实上，它却和代表公共福祉的当地机制“剃巫”相冲突，甚至违背了本身蕴含在其中的公平平等原则。
 
      但剃巫仪式就必然提高了公共福利吗？也不然。剃巫的扩散日益使得巫术成为了人们解释日常生活不幸和困难的主要方式。许多不幸比如医疗健康和经济危机是因为社会结构不当和政府行为不端而引起的，但巫术却往往成为了这些不幸的罪魁祸首：对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压力就此被转移了。同时，巫术的指控毕竟是社会关系的消极体现，它助长了在邻居和亲友间的不信任文化。当地民众把本已不多的收入大笔的花在了剃巫的仪式或是其它防止巫术伤害的服务上。
 
      Maria Green指出，对于后殖民时代巫术的研究，既不能把其当作是“文化传统”，正当地存在于社会中；也要注意到它所扮演的政治经济角色。就像剃巫仪式，平等原则的推崇和社会不平等的现实都在其中有所体现，而它在解决社会矛盾的同时又忽略了社会冲突的结构性和根本症结。

Reference:

Green M., 2005. Discourses on inequality: Poverty, public bads and entrenching witchcraft in post-adjustment Tanzania. 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5(3), pp. 247-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