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改变：舞蹈节和文化生活

 

 

文/ Graham St John
译/ poiuny
 

编者按：对很多人来说，去音乐节、参加小型演出或者派对已经成为了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活动究竟是为什么会吸引人们的参与呢？作者以电子音乐舞蹈节为例，指出了在此类活动中，参与者们经历着“意识的一起改变”（being altered together），而作者认为这事实上正是一种幸福感的来源。本文节选自美国人类学家杂志《American Anthropologist》2012年度回顾《On Happiness》一文。


全世界范围内，纵观人类历史和不同文化，节日是发展社会经济、宗教和政治生活所必须的部分；而且它们也是创新的开端、参与者的愉悦和幸福的来源以及超越这些之上的和平的晴雨表。正如有关殖民主义、极权主义和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诠释的那样：一个拒绝自己节日生活的民族或者是其节日为专制暴君或军事目的而服务,他们就会被剥夺产生文化活力、集体意识以及文化内的和谐的能力。这些叙述并无新意，因为它们事实上仅仅简述了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以及其他致力于研究令人陶醉的仪式、边缘性和文化庆祝活动的学者们的观点。现在进行的关于当前节日在支持社区的信仰或者测量社会经济活力方面作用的研究特别的少。目前有关节日生活的定性研究资料也非常的短缺，尤其是在有关被人们认为是毫无成效、不相关的且不值得研究的，但是的确是人类幸福的一种普遍来源的活动：舞蹈。也许我们错误的持有以上的观点，并不仅仅因为“泡吧”是全世界除了体育运动之外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我们常会对于娱乐和宗教、消遣和灵性、狂喜和戏院的边界感到迷惑，在这之中“舞蹈”或者说 “迷幻舞蹈”（trance dance）作为节日生活的一种形式，无疑是公众关心的重点；这不仅因为它们为参与者带来了愉悦和幸福，而且因为它们是跨文化幸福感的机制和模型。

我所指的跨国舞蹈文化是电子舞蹈音乐（EDM：electronic dance music）文化。更具体一点说，近数十年间，我一直沉浸于在十余个国家进行关于迷幻舞曲（psytrance）的民族志研究，这是一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从印度果阿（Goa）发源并在几十个国家中出现的运动（Goa trance）。在我的研究中，我将迷幻舞曲（trance）和视觉艺术舞蹈节视作单独的实验性世界和一种心灵上的技术来进行调查。这种跨文化的活动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因为舞蹈正是一种主要的体现幸福感的手段。严格的说，这样的活动有助于使参与者在舞蹈狂喜中消散个体性，这仅仅因为它们是表现差异的舞台。这种在个体性的消散和表演的独特性之间的反复长久以来都属于狂欢节的特性。今天，无论从地方性聚会到国际性的节日，电子舞蹈音乐节（EDM）都显示出了Mikhail Bakhtin在他的作品Rabelais and His World(1968)中称作“人们的第二个世界”的回归，体现了作为一种广泛的乐趣的来源——狂欢化精神（carnivalesque）。我最主要的田野的兴趣是在葡萄牙的Boom Festival，这个长达一周的节日每两年举办一次；在2008年它吸引了来自80多个国家40000余人的参与。（St John 2009）在Boom Festival上值得注意的是Liminal Zone,这里呈现了其社区所关心的最重要问题，例如可持续性、和平、生活幸福等话题，除此之外还有Dance Temple，这是一个特别的有关视觉经验、娱乐和感官享受的高台。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露天舞台上，Dance Temple上的人共享着同一种经验，这可能是Henry Corbin的“mundus imaginalis”，Rudolph Otto的“mysterium tremendum”以及Aldous Huxley的“Mind at large”的说法混合的感受。
 

 

 

 

 

 

 

 

 

 

 

 

 

 

 

 

 

 

图：2011年澳大利亚的Rainbow Serpent Festival，拍摄者：Vagabond Forest

 

我的研究揭示了，这种诸如葡萄牙的Boom Festival，内华达州的Burning Man以及澳大利亚的Rainbow Serpent Festival等等视觉艺术和舞蹈活动显示了一种在部分管理者和参与者之间的特殊的承诺关系。（见图）活动的组织者尽可能使科技组合以及设计框架最优化以使得欢乐的激情最大化；这种激情的大小，反过来，和政府官员们投入规范此类节日活动，防止活动超过界限而失控的努力相当。此类活动有时会改变人们对于禁令和条例等方面的意识，这体现在人们对危险、敬畏和紧张情形的矛盾态度；20世纪80年代末，当摇头丸（MDMA）在伦敦开始流行时出现的“锐舞派对”（rave）现象便是此类状态的一个证据。（译注：锐舞（Rave）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英国，是指播放迷幻歌曲、大量使用药物，特别是迷幻类药品的地下派对。）这种黄色的“圆形笑脸”（指摇头丸），是一种闪亮的图标，它代表着强烈的愉悦和希望的狂热崇拜，这十分吸引来自不同背景的青年人；而对政府当局来说，它成了异常状态和异常的享乐的标志。因此，这种有争议性的标志在公共展示中被禁止，而“锐舞派对”伴随着之后全球不同的闪光点，直到今天仍然处于文化战争的前线。在2003年，在希腊的一个叫做萨莫色雷斯的爱琴海岛屿上举办的第三届的迷幻舞曲节（psytrance festival），受制于希腊政府并成为了雅典奥运会的前奏；而竞技体育，正是有关意识状态改变而产生的狂喜的一种最为合法的、个人化的以及商业化的形式。这是一种在意识的改变方面有趣的结合，一种是讲故事、一种是文化的冲突。虽然跨国的迷幻舞曲音乐节距离奥运会的国际舞台十分遥远，它们仍然是“集体兴奋”和合作的王国，它们也在娱乐、善意和人类精神方面提供了足够的洞见。节日由于一种与无常有关的激进逻辑而被管制，它们的不确定性对其常客（habitués）来说是一种快乐来源而对外人来说则意味着不安全。这种有效的阈值界限并不简单地是文化复兴的场所，也是对文化演化而言必不可少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这正是维克托· 特纳后期所要传达的一些思想。从这里到Boom Festival和其他的舞蹈和视觉活动之间相距并不遥远，在这里人们意识的一起改变加速了对于多样性（即人类表现的差异）的超越；而且这种充满活力的公共表达也为当代有关实现幸福的方法提供了洞见。

 

Reference:

Graham St John（2012），Altered together: dance festivals and cultural life, American Anthropology. Vol 114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