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边缘做人类学

 

作者：leva Jusionyte 佛罗里达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以及人类学部门助理教授。

编译：刘禺灼

 

法律和犯罪的分界线在哪？行走于分界线上会是怎样一番经历？人类学家应该如何在模糊的合法领域上进行田野工作？

 

2010年，我到达了Puerto Iguazú，一个位于巴西和巴拉圭边界处的，米西奥内斯省内的阿根廷小镇；我在那研究当地报道暴力行为的记者。大众媒体通常将这个边界地区描绘成有集团犯罪的天堂，比如走私，毒品和人口贩卖。迄今，这在这个地区的记者并不认同这样一种负面的形象。这一明显的悖论让我感到疑惑，所以我致力于探索发现一些特定的活动的合法性，在包括在媒体中法学范畴的再生产的复杂的社会过程中，是如何被讨论创造的。根据我以前在新闻业的背景，以及结合一个当地的摄影师和一个视频编辑者，我开始了一个每周的调查采访电视节目。在所以此节目涉及的事项中，儿童贩卖和非法领养是最有挑战性的：我们新闻性的调查站在了合法与非法的边界线上，这一边界线的确有正规的定义，但在当地确是灵活的。于有集团犯罪和非正式寄养之间之前媒体对儿童领养的报道给当地社区留下创伤。一个流行的全国性每日社论声明，这里存在着一个贩卖儿童的“生育工业”，将来自大都市的夫妇与“处于总体贫困边缘的”村落联系起来，这一社论是由经法律专业人士的。这一出版单位发布了关于女性忏悔贩卖她们的新生儿的故事，于是导致了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妻来米西奥内斯省寻找先前可以被领养的孩子的雪崩效应。一个人权激进分子解释当地的实践性想法是如何促进儿童贩卖的：自从人们因为探亲或是做生意，反复从一个国家移动到另一个国家，一个手中抱着孩子的妇女从巴拉圭到阿根廷并不引起政府机构的注意。激进分子同意在边界两边广泛的贫穷现象为贩卖儿童提供了必要条件。婴儿交易变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其中包括了那先精于localizar panza（寻找合适子宫）的人，以及那些精神上收到压力放弃她们的孩子的贫困妇女。根据一名非常有名的伊瓜苏律师，这有关供应和需求；“每天我们看见那些没有机会成长或者拥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的孩子，以及那些，由于各种各样原因，不能生育孩子的人们。”在我们的摄像机前，他解释道人们将文化的和合法的模糊化，公正地批准，领养的一些因素。Criadazgo是非正式领养的模式，这在米西奥内斯很常见。当女性迁移到都市中心以寻求工作时，她们的大家庭，甚至是邻居抚养她们留下的孩子。Criadazgo的实践并没有敲上合法的烙印。但是它也没有在当地被当作违法的烦恼。然而，当来自大都市的夫妇开始特意到米西奥内斯领养孩子时，情况变得复杂了。因为正常的法律手续是非常乏味且有限制性的，“正如那句古话所说，la espera desepera,”（等待使人渴望），律师讽刺地说。沉默在此是最优的回答

 

虽然许多伊瓜苏人遇到或者经历过这样的渴望，当他们想要领养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孩子而被提供钱的时候，人们对他们所说的，以及和谁说的都非常小心，因为关于领养的丑闻被媒体曝光了。这里存在着一条非常细也非常模糊的分界线，一方面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另一方面在非法但是社会上合法的实践，人们害怕在公共范围内这条线会被误解。尤其是，那些好心的农民，他们非正式地抚养那些不属于他们的孩子长大，而他们可能会被牵连并认作是贩卖儿童的人。

关于成功或者失败，合法或者违法的领养故事，非正式地广为流传：从清早邻居敲我的窗，到酒吧内低声细语的对话，到在仅有白墙的房间进行采访以掩盖地点。虽然她拒绝在摄像机前说，我的邻居告诉我关于一对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夫妇想要买她的孩子的事件。“这很危险，因为警察随时可能出现，并开始询问。我不想干涉进不透明的操作中，”她说道，证实了她的沉默。另一个家庭领养了来自Andresito的一个妇女的孩子，这个镇非常贫穷，因此这是解决他们贫困的唯一出路，他们也拒绝在这个节目中发言。

居民不喜欢将他们的当地思想放入节目中，以在公共范围内分享。目前来说，他们并不是唯一拒绝在媒体中看见这些故事的人；合法的军团也不欢迎媒体采访。

阿根廷没有一个了解法律的国家公共信息平台。我花了几周时间写了官方性要求，并有耐心地在门厅等待以了解那些法律代表有什么要说的。但是公设辩护人和家事法院律师都拒绝发言，在授权的面纱背后躲避。在办公室的门后进行的一场私下对话里，一个法官表示了解领养以及被划入法律的灰色地带，因为亲生父母拥有将他们的孩子转让给他们所选的人抚养的权力。在法官的手势里，他的立场被反映出来：他演示了洗手。

（不）合法的人类学的挑战与承诺

作为一个记者，我很挣扎。局与当地的现实中，在道德上沉重但是在法律上轻浮的线，区分了非正式的领养，领养被家庭和社区所规范和限定，婴儿交易，以贫困为条件将孩子供应到富裕都市地区，我发现用已有的法律坐标去简化情况的复杂性是很困难的。物质上无所依靠者所遭遇的形式，无论我们称其为结构性暴力还是每日生活暴力，停留在责怪弱者的趋势上。伊瓜苏人并不积极参与进婴儿贩卖，他们也并不鼓励这样做，但是他们明白使得贩卖儿童在这个地区可行甚至是可以容忍的情况。因此，不想被错误地谴责，他们选择了沉默。虽然当地的人权积极分子辛苦帮助受害者，并将事件尽可能向媒体曝光，贩卖儿童以及儿童非法交易的条件在严格的领养法律和严重的贫困之间的裂缝中延续。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也很挣扎，虽然这是一个有效的努力。意识到每日生活的复杂，作为人类学家我们接受任务，即挑战优雅的二元划分的正确性并建构新的分类。我们已经展现了，在其本身，永不合法或者非法的行为，但是在文化生产和社会讨论中被创造。将关于法律的人类学，从其合法的核心去中心化，探索那些让人不适的阴暗的在法律，合法以及犯罪之间的边缘，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法律的本质：谁，或是什么创造了它，它又有益于或对谁不利，尤其是为什么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选择在其边缘的不稳定区域。在传统的criadazgo十字路口和正式领养的官僚的合法要求的灰色地带，需求和供应模糊到这样一种程度，即难以区别法律和犯罪。

 

Reference:

 

Jusionyte, L. (2012)Doing anthropology on the margin of law, anthropology new, accessed at: http://www.anthropology-news.org/index.php/2012/12/10/doing-anthropology-on-the-margins-of-the-law/ [accessed at: Jan, 2012].